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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3日，我系单纯教授参加了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会议室举行、由郭齐勇教授、胡治洪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小型讨论会。此讨论会乃受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委托，为期一天，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胡治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等出席了研讨会。

附：单纯教授的即席发言整理稿

对启蒙的反思与宗教有很大关系。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讲《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恰如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一样。这句话很重要，他在西方一定要讲这个问题。西方人说宗教是他们的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基本原因，是一种凝聚力。美国人说church is the incubator of our national morality，“教堂是我们国民的道德孵化器”，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美元上都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信赖上帝”，（InGod We Trust），这是建立相互信任和交往的基础。所以宗教对于西方是很重要的。启蒙主要是针对宗教，但针对哪一部分宗教？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我前年去德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课题，“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宗教发展的历史动力或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宗教因素），教育和科学部（二部合并作为国家层面的科研规划和支持部门）给了1300万欧元支持这个课题研究。他们希望找一位代表东方文明观点的学者参与，因为我的英语比较好，他们就找到我，我走了以后再请李明辉去。选择我们两个先后参加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然也考虑到了冯友兰和牟宗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个人分别与冯和牟都有些学术渊源。这个课题实际上是贯彻默克尔的一个思想，默克尔认为德国在欧洲应该成为一个领导性的民族，但靠什么去领导？大家都实行国家利益外交，其结果就是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争权夺利的各种战争。德国要换一个方式，要实行价值外交。什么叫价值外交？默克尔自己明确地讲，就是以基督教为价值基础的外交，只有这样才能把欧洲联系在一起。如果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外交基础的话，那么各国都会成为相互竞争的敌人。只有肯定大家都生活在由上帝之爱所演化的宇宙之中，国家之间才可能和谐。但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西部地区，那里的人使用的语言不是罗马人的拉丁语，而是日耳曼人讲日耳曼语，汪达尔人讲汪达尔语，汪达尔（vandal）直到现在还是作为文明破坏者的含义，还有伦巴第人、法兰克东、法兰克西、凯尔特人，等等。这些人所讲的语言都是拉丁人听不懂的，听不懂的语言，英文就叫“blah,blah,blah”，说这种“blah,blah,blah”的人叫barbarian，也就是野蛮人,这是古希腊人、罗马人因语言的差异蔑视外邦人的传统，如孟子说荆楚南蛮讲的是鸟语，因而是“南蛮鴃舌之人”。这些地区是启蒙运动最早发生的地区，但在基督教传播的时期却是边缘地区，所谓perverted fringes，坏的或异化的边缘。中国古代说“四裔（夷）”文化上低于中原，也是以“衣裳中原的文化领袖”（垂衣裳而天下治）重要地位与“衣裳下四角的边缘部分（衣裳离领袖最远的敞开部分）”的次要地位相比，而得到的传统印象。与罗马城正宗的天主教相比，传到西欧的基督教就有很大的问题，传教士们已经异化到不认真研究拉丁文，不研究希腊哲学，也不研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他们不须传播很深的思想，因为那里的人们也听不懂，于是就形成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拿钱来我就卖赎罪券给你，写上你死后进天堂。马丁·路德就碰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西欧太多了，所以说边缘地区的野蛮人根本没有受到正宗的基督教教育。就像凯撒时期驻扎在西部行省的罗马军人一样，都跟着异化成了野蛮人，“They were capable of nothing but murdering their generals.”（这些军人除了谋杀自己的将军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如布鲁托斯刺杀凯撒一样）天主教士们也一样，他们不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边缘地区传播拉丁文化，而是学会了当地的野蛮，学会尔虞我诈，图财害命。所以在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里最先解体的是西欧，基督教在那里呆不住了，甚至罗马皇帝也受不了西欧野蛮人的攻击和骚扰，于是就搬到拜占庭去了。路德感到基督教如果是这样，怎么可能维系一两千年呢？于是他跑到罗马去看，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回来以后就写了论纲，使人们认识真正的基督教和拉丁文化，也认识西欧基督教的异化，他的“因信称义”就是要继承耶稣的传统，相信自己内心的虔诚的力量，而不是依赖自己之外的传教士或神父的救赎力量，救赎要靠金钱来交易就是对信仰的邪恶的异化。他的启蒙主要是反对这种异化宗教。

后来法国浪漫主义走向极端，连正宗基督教也一起反对。一位后现代的教授对我说，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它以反对一切权威为宗旨，但它自己却成了一个权威，就是反对一切权威的权威；如果启蒙主义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它首先应该反对它自己。所以启蒙本来要反对的，并不是正宗的基督教，而是被扭曲的基督教。启蒙这个词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就是使人觉悟到相信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康德说是运用自己思维的勇气，具有这种能力和勇气，就是启蒙。

“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那个大课题，几乎把全世界的重要宗教学者都纠集起来。我很幸运被邀参与该课题。他们说，我们考虑了很久，到底选择哪一位中国学者，你是沾了冯友兰的光，因为我们西方世界认为对东西文化的理解比较清晰的中国学者就是冯友兰先生，因此我们想找一位研究冯友兰的学者参与进来，其次才考虑研究牟宗三的学者。我就问课题主持人，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个课题？他说这是基于德国现在的价值外交政策，再就是德国的历史曾经反映了整个西方文明历史中的宗教的意义。他说原来西方没有一种精神力量来凝聚整个西方民族，就只有靠罗马法，但这并不能凝聚。当时罗马人是杀基督徒的，可是基督徒在民间的力量很大，以至于君士坦丁的母亲都被基督徒感化了，自己也成为基督徒，她就要求儿子不能再杀基督徒。君士坦丁说我们一直都杀基督徒，为什么突然不杀了呢？他母亲说我也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要杀基督徒，就先杀了你母亲！君士坦丁说那我不能杀。他母亲说那你就要改变你的政策。君士坦丁就想了一些办法，据说有一次战役，君士坦丁的军队与对方军队比例悬殊，君士坦丁要将军们出战，将军们都不愿意，说这明明打不赢，君士坦丁说这就要祈求基督的力量、上帝的力量，如果打赢了，那就表明上帝站在我们一边；如果打输了，我们就继续杀基督徒。他暗中又派另外一支部队去保护出战的军队，结果打赢了。这样，君士坦丁的核心成员就不再迫害基督徒，后来就有了米兰敕令，基督教就合法化了，基督教也就开始向西部地区传教。原来那些日耳曼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哥特人、凯尔特人不停地袭击罗马，罗马总是动荡不安，而且这些人之间也打来打去。后来法兰克人中的一支，就是矮子丕平，他把罗马中部地区打下来了，为教皇建立了一个教皇国。作为交换条件，教皇就将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立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于罗马帝国遭到劫掠之后迁到拜占庭去了，所以整个西欧的稳定力量就是建都在德国亚琛的神圣罗马帝国。自从查理曼之后，西欧政治基本上就稳定了，至少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要比拉丁人的“法律罗马帝国”多存在了将近一倍的时间（前者大约是500年，后者大约是1000年），这倒可以看成是宗教对西方文明的转变以及政治上的贡献。后来传教由于行政力量过大，导致大范围堕落，神职人员都有很大权力，根本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基督教伦理，就只卖赎罪券，贪图享受，建庄园，建教堂，养自己的兵士，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权就分解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堕落了，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以至于后来在18世纪时里斯本有一次发生地震，把教堂都震垮了，妓院却都没有震垮，当时就流传一句话，说上帝对妓女表示同情，因为她们还正直，而对教会的人员已经失望了，就干脆把教堂震垮。所以马丁·路德看到宗教极端堕落的情况，就想要进行改革，要重新enlightenment，强调个性自由，强调不要依赖教堂，不要依赖神甫，要相信自己。因为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人，耶稣反对犹太教，犹太教要信徒必须盲从先知，先知是一个特殊的高贵族群，只有他们才能看见上帝的背影，才能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徒，耶稣就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说不要相信先知，我就是先知，你们跟我在一起，就是跟先知在一起，就能得到上帝的福音，他甚至说上帝就是我这个样子，道成肉身，因信称义，你只要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你就获得上帝的庇护了，所以他强调的是个人的价值。这是宗教从犹太教的先知“启示”到基督教的自我觉悟而“因信称义”的革命性转变，强调信仰者自身的觉悟就是一种基督教内涵式的启蒙。路德去罗马看到的是这个东西，他回来之后，就要人们相信自己，不要去教堂，不要去买赎罪券，人们的思想就大大解放了。后来韦伯把基督教改革产生的精神解放的力量和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进步联系起来，韦伯学就成为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辐射力最大的学派，涉及到各个方面的问题，主要理论就是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韦伯把近代社会改革与宗教联系起来，所以说启蒙传统是完全否定宗教的，这并不对，实际上是否定那个扭曲了的宗教，而启蒙还是与正宗的基督教文明息息相关的。这位课题主持人还说到1990年代以来东西欧的变化，他认为这是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将传统宗教与现实社会政治相结合所导致的和平演变，使原来要通过军事打击、核军备竞赛、经济制裁等方式来解决的问题，转而通过soft power influence软性文化影响得以解决，使东欧的改变再没有出现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流血情况，这是基民盟的一个贡献。基民盟实践了韦伯的思想，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应用到政治和社会之中，消除了意识形态壁垒，结束了冷战，使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位课题主持人认为宗教对于德国和西方的贡献太大了，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宗教。他们有一句名言：we are the nation of one book，我们西方民族是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Bible。

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讲我们西方大传统与基督教的关系。他们现在发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有一些文明传统与西方传统不一样，这就是中国、印度。他们原来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传统，犹太教是一个传统，伊斯兰教是一个传统，三大宗教是不同的传统，但通过研究，追到最后，三者却是一个传统，就是亚伯拉罕信仰系统，因为三者的宇宙论是一样的，都是God designed cosmology，上帝设计的宇宙。管理哲学、政治哲学也是一样的；救赎论、人生哲学也是一样的，都是到天国去。但中国和印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要了解这些传统。印度传统中的各种宗教，宗旨都是强调每个人的觉悟，成为觉悟者，都叫enlightenment，就是被启蒙者。我对他说，在中国传统中，感觉到良知就是启蒙，中国传统主张回到良知，强调心性之学，有良知者与印度的觉悟者和西方的被启蒙者是一样的，都是enlightenment。

另外，中西比较也存在一个时间参照标准问题。如果以近一百五十年为标准，那中国确实很落后，以这个参照系去否定中国的价值观，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以近两千年作为参照系，你就没有办法否定这个价值观。西方的先进也只是在最近两百年，它在我们汉唐时期简直没法比，直到宋代它都不行。我看到研究欧洲文化史的人说，当伊斯兰世界早期的国王阿·拉希德（al-Rashid）和阿·玛门（al-Ma’mun）在研究希腊和波斯哲学时，同时期的西方查理曼大帝及其近臣贵族还在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也是说，同时期伊斯兰世界对于基督教（在犹太教、希腊哲学、波斯宗教基础上创新的文明形式）的认同和文明水平是远高于西欧野蛮人的。但是“丕平献土”之后产生了一个历史性转折，即西欧野蛮族群继承了罗马基督教的衣钵，西欧的文明这时才真正起步，所以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等，都是在借鉴了罗马、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文明成果之后产生的结果，从西欧中古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看，宗教在西欧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具有思想方法和价值观方面的促进作用。在一个亚伯拉罕信仰系统之中，从犹太教演变出基督教，进而演变出伊斯兰教，其教义演变和历史进程中仍然具有启蒙的因素，从外在“启示”演变为内在“信仰”，宗教性质的这种革命性转变如果没有体现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律、阿拉伯的医学和数学中的理性精神，那是完全说不通的。因此，18世纪的启蒙事否真的如一般人所了解的完全否定宗教传统是值得反思的。至少后现代思潮对启蒙运动反思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种新的审视思路。这种思路对于我们反思自己的传统、全面理解启蒙也是有益的。